Monthly Archives: September 2020

社會學的悲歌 話說 1970s 社會學在歐美分化為歐陸的 Socialist Sociology 及北美的 Capitalist Sociology，有一項特點是北美的社會學絕不談 imperialism 或 colonialism，而歐陸的社會學卻好此不疲，故兩者壁壘分明，時而水火互罵，時而互不溝通，當時美國有個Robert Friedrichs寫了《A Sociology of Sociology （1970 ）》一書，用以中和當時歐陸與北美學術界的衝突，認為時間會檢驗這兩派的對錯，其論點取材自Thomas Kuhn 的《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》，Thomas Kuhn追索人類自然科學的歷史，例如愛恩斯坦的相對論取代力牛頓的經典力學，提出了「大理論取代論」（Paradigm shift），科學知識在大歷史時代是會被更新取代。 Friedrichs 其實是偷取Kuhn的概念，不過Kuhn已提出自然科學的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歷史不同，不能比較；我以前都講過：自然科學是相信一個真理，單因單果，因果關係較易在實驗室証明出來，故方法論（methodology）的要求是「對錯精準」；社會科學不同，是多因多果，果亦為因，因亦為果，方法論的要求是「異同優劣」，value free is a myth，對我有好處就是對，對我有壞處就是錯；我說Friedrichs 這本書沽名胡說，並不為過。 《A Sociology of Sociology ：用社會學研究方法去了解社會學》，聽個書名便夠勁，要知道 knowledge of knowledge是甚麼？是哲學（Philosophy），所以博士都統稱 Doctor of … Continue reading →

重訪社會學 當我拿起筆再寫社會學的時候，真是百感交雜，感念是自己用了四年寶貴的青春在這學科中鑽研，越讀越覺有興趣，畢業後因經濟問題而沒有再讀上，及後幾年，每月出糧後還拿二佰圓買社會學及心理學的書自修；在我唸社會學的時候，差不多全部老師都是美國的留學海歸，我畢業時有社會學畢業生八十多人，繼續在社會學發展的衹有一人。 每年七月我都幫校友會招待來訪的中大交換生，問云都無個是主修社會學的，可見社會學的花果飄零，這情況不單在中大、在香港、在美國甚至歐洲的情況也是一樣。 社會學最興盛的時間在1950s及1960s，之後社會學自行分化為四大體係，第一個是以Talcott Parsons為首的功能派（Function School），第一個是以Ralf Gustav Dahrendorf 為首的衝突派（Conflict School），第三個是以Paul Lazarsfeld 為首的調研派（Survey School），第四個是以C W Mills為首的批判派（Critical School）；功能派主調社會各部互相制衡，構成社會穩定情況；衝突派強調社會各部互有衝突，是社會改變的動力；功能派及衝突派發展很多抽象名詞，不易為人所讀懂，更無從為人所証實是真？是假？調研派放棄抽象理論，埋首調研，造出來的結果無實用價值；批判派就是罵以上三派，點岀理論及實証的互為重要性，強調社會學應洞察秋毫，能言人之所未能言。 其實最有希望推動社會學的是批判派，可惜C W Mills 早死，後繼無人；兼且那個時代美（資本主義陣型）蘇（共產主義陣型）冷戰高潮，「社會」（Social）二字極不受歡迎，Social Science要改名為 Behavioural Science，批判派被 Label 為新左派，被認為是新左派的學者，算是教籍得保，研究經費也短缺得很，因為美國的大學研究經費，很多是由大企業捐助；批判派學者，甚麼都要批判一番，包括資本主義，當然資本家不會捐錢贊助批判派學者批判資本家，這就是美國社會學沒落的主因。 之後當然又有一大批人走出來拯救社會學，第一個是Alvin W Gouldner，他的大作是《Anti-Minotaur: The Myth of Value Free Sociology（1964） 》及《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（1970）》，Gouldner 認為社會學知識有客觀及主觀因素，社會學家應拼除意識型態的扭纏，或事先講明自己的價值取向，自覺地（self-awareness）、忠實地反映社會事實，Gouldner首先用Reflexive … Continue reading →